業績跌宕起伏，穩中求進勢在必行。
文/每日財報 張恒
作為成都市屬金融國企，成都農商行向來從不缺少關注，近日更是動作連連。
先是在5月17日，成都農商行發布公告，官宣原行長徐登義調任成都銀行后，年僅44歲的“80后”王忠欽將由副行長升任至行長，其任職資格尚待監管部門批準。
而就在人事變動公告發布的同一天，金監總局于5月17日再次發布有關成都農商行批復，同意該行旗下13家分理處終止營業，這也是繼四天前的5月13日，該行旗下10家分理處終止營業獲批的延續。也就是說，僅在一個月內，成都農商行就有23家網點被關停。
《每日財報》還注意到，自成都農商行揮別“安邦系”迎國資入駐后，就曾在2021年年報中明確提出“一年強本固基、三年達到上市條件、五年破萬億”的戰略目標。如今，在新行長就位下，成都農商行能否如期實現目標也成了外界所留意的重點。
然而，經梳理發現，近些年來，該行網點持續縮減，加上業績還在修復當中，無疑給成都農商行在A股IPO的闖關路上徒增了不確定性。
五年內網點“瘦身”57家，今年再關停23家
事實上，此次金監總局在四天內連發兩項關于成都農商行旗下總計23家分理處終止營業批復函，在業內實屬罕見，也引發了市場廣泛熱議。
然而，這并不是成都農商行首次關停網點，據《每日財報》統計，近五年來成都農商行已多次獲批旗下分理處網點終止營業，陸續關停數量已達57家。近幾年，該行分理處數量持續下降。2018年-2023年，成都農商行分理處數量分別為467家、467家、462家、448家、440家、410家。
事實上，這不僅僅是一家銀行的個別行為，更是整個銀行業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線下網點逐漸“瘦身”的一個縮影。在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官網上，幾乎每天都會發布銀行營業網點終止營業的批復，尤其是近三年已有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關停了不少網點。公開數據顯示，2021年-2023年，商業銀行共關停網點數量分別為2542家、2383家、2756家。不僅如此，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有超過589家銀行網點終止營業。
對于近期成都農商行接連關停23家網點，有業內人士表示，一方面與農信系統改革，一部分省份在行社合并之后撤銷、關停重疊的網點有關，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出于優化網點布局、提高運營效率的考慮，通過精簡部分網點實現降低成本、提質增效。
經營業績跌宕起伏，穩中求進勢在必行
在開年以來裁撤23家網點的同時，也將成都農商行近些年的經營業績情況一一被打在“聚光燈”下，備受市場關注。
復盤成都農商行一路走來的經營發展情況，可以用一波三折來加以概括。早在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成都農商行迎來增資擴股，安邦集團成功進駐，成為該行第一大股東，直接持有成都農商行35%的股權。成都農商行也由此成為安邦集團金融板塊的重要布局，正準備跑馬圈地式大干一場。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2018年2月安邦集團轟然崩塌，而被監管部門實施接管，作為旗下金融板塊最重要一員，成都農商行的經營亦受到負面沖擊，曾一度陷入困局。
財報數據顯示，當年該行資產總額并沒有擴表，反而急轉直下，由2017年的7066億元下降至2018年末的6231億元，2019年則繼續降至4850億元。與此同時，該行客戶存款也在不斷縮水，由2017年末的4396億元連年縮減至2019年末的僅有3875億元。
直到2020年，安邦集團將其持有的成都農商行所有35%股份通過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給了成都興城投資集團，順勢成為該行第一大股東。而背后的成都市國資委，則是通過興城投資、成都交子金控、成都現代農業等公司，合計間接持有該行56.92%的股權，為實際控制人，該股權結構一直穩固至今。這也意味著隨著“安邦系”清倉全部退出，成都農商行正式來到“國資”懷抱。
回歸國有企業屬性后，成都農商行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資產規模開始恢復持續擴表態勢，2020年資產總額同比增長7.15%至5197億元。該行還在當年財報中表示，2020年公司經營穩中求進，發展根基逐步得到修復。
截至2023年末，成都農商行資產規模達8332.72億元，同比增長15.53%，位列農商行梯隊第五。今年一季度，該項指標繼續乘勢而上，截至3月末，其總資產已進一步增至8806.26億元。
經營業績方面，近些年成都農商行僅在2020年出現過“增收不增利”的現象，隨后一直至今，其營收和凈利端都保持著較好增長態勢。數據顯示，2023年該行實現營業收入、凈利潤分別為173.33億元、58.06億元，同比增速分別為11.6%、11.87%。不僅如此，今年一季度，這兩項業績指標同比增速繼續保持在10%以上。
不過，一直以來成都農商行營收結構較為單一，業績增長核心還是依靠利息凈收入的拉動，近三年來所占總營收的比重均超過80%，與之相反的則是越來越被市場所重視的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投資凈收益等指標上占比依然較小。
以2023年為例，當期成都農商行實現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和投資凈收益分別為6.2億元、15.23億元，雖然同比均有所增長，但該兩項指標對總營收貢獻度并不高，所占總營收的比重分別僅為3.58%和8.79%。作為鮮明對比，去年該行利息凈收入高達142億元，對自身業績貢獻了82%的營收增長。
此外，《每日財報》還注意到，成都農商行凈利潤之所以能在2023年實現超10%的增長，主要是通過減少計提信用減值損失來實現的，要知道去年其營業支出端中所占“大頭”的業務管理費是在急劇增長，同比飆升29.69%至58.22億元，費用率高達33.59%。而彼時信用減值損失卻同比縮減了9.43%至46.66億元。換言之，在業務管理費居高不下且無法得到壓降的形勢下，如果成都農商行沒有通過減少計提信用減值損失來進行調節，其最終凈利潤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看”。
資產質量方面，成都農商行撥備覆蓋率在2018年末降至174.29%后，近幾年撥備水平持續提升，截至2023年末，其撥備覆蓋率增至354.37%，同比上升了69個百分點。不過，該行不良貸款率卻直到2021年末才有所下降，2022年至2023年分別降至1.48%、1.2%。
“80后”年輕行長上位，壓力幾何？
實際上，在經歷股東變更、回歸國有法人后，成都金融、國資等主管部門乃至成都高層方面，皆對成都農商行穩健發展給予了高度重視與厚望，可從其班子任命中窺見一斑。
就在剛剛過去的5月份，成都農商行行長一職發生了重大變化。繼成都農商行原行長徐登義于上月調任成都銀行行長，并向成都農商行董事會提交了書面辭職報告，不再擔任該行任何職務后不久，5月17日，成都農商行在官網對外正式披露了一則人事公告，該行于當日召開第四屆董事會第三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聘任王忠欽擔任該行行長的議案。
而王忠欽正好是該行副行長，這也意味著隨著此次任命的官宣落定，王忠欽也正式迎來“轉正”，將“接棒”前行長徐登義，作為成都農商行新任行長搭檔董事長黃建軍。
值得注意的是，王忠欽曾在成都銀行工作多年，兩家銀行此次也相當于互相輸送了一位新行長。公開資料顯示，王忠欽于2022年3月從成都銀行前往成都農商行，任職副行長，并自2022年11月起擔任董事會秘書，是該行總行高管層中唯一一位“80后”。
更早之前，王忠欽曾在監管部門工作，先后擔任人民銀行自貢市中心支行副主任科員，人民銀行成都行金融研究處副主任科員，而后進入成都銀行，歷任成都銀行董事會辦公室發展研究室員工、公司業務部總經理助理、董事會辦公室副主任、戰略發展部總經理、投資銀行部總經理等職，并于2021年8月被聘為成都銀行行長助理，順利進入高級管理層。
不過，王忠欽揮手告別成都銀行則稍顯過于倉促，僅僅才不到半年時間，2022年4月，王忠欽就因工作變動，請辭成都銀行行長助理職務，調任成都農商行副行長、董事會秘書。
雖然王忠欽出生于金融系，但在成都銀行任職期間，其在風險投資、金融風控等領域有著獨到的見解，持續推動了成都銀行各項業務合法合規穩健經營，為建設及牢筑內部風險管控城墻出謀劃策。
也正因此，2022年王忠欽從成都銀行辭任時，該行對其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成都銀行董事會表示，王忠欽在公司任職期間，恪盡職守、勤勉盡責，為公司穩健發展、風險管控能力持續提升作出了積極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其正式接任后，成都農商行將落定“一正四副”高管布局：董事長黃建軍、行長王忠欽以及四位副行長蔡兵、夏懷剛、黃春、江洪波。
事實上，除了現任行長王忠欽之外，目前成都農商行的“掌舵人”黃建軍、副行長蔡兵和黃春等多位高管，也同樣擁有成都銀行從業經歷。比如，現任董事長黃建軍，曾擔任過成都銀行高新支行黨支部書記、行長，成都銀行西安分行黨委書記、行長，成都銀行行長助理、黨委委員、副行長等職務。
對此，有業內人士分析，未來成都轄區內幾家金融機構高管相互挪騰和輸送，或成常態。
不難發現，王忠欽升遷上任，有臨危受命意味，也面臨著不小的挑戰，要知道目前四位副行長無論是年齡還是資歷，都比其經驗更豐富，王忠欽能否將高管團隊團結一致，身上的重擔可謂不輕。接下來，成都農商行面臨的困局如何一一破解？IPO進程能否順利推進？看來答案只有交給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