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控煙的話題引發了廣泛熱議。“童星”出身的演員徐嬌稱勸阻抽煙時遭遇手機被搶，這一事件日前備受矚目。與此同時，公共場所二手煙彌漫、“煙卡”盛行等現象，都對青少年身心健康構成嚴重威脅。

在2月28日“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時，中國控煙與健康協會舉辦了全國兩會代表、知名專家控煙與健康研討會。會上，諸多控煙專家提出設立香煙最低價格，并強化對未成年人禁售香煙的管控措施。他們期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能在全國兩會上積極建言，推動全國性控煙法規早日落地。

而除了控煙法規以外，煙草稅作為控煙的關鍵手段，其政策設計也對控煙成效起著決定性作用。在當天的研討會上，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楊金生指出：“煙稅意義重大。隨著經濟發展，煙稅若只是緩慢遞增，難以實現控煙目標，只有大幅提升，即斷崖式增加，才能有效提高控煙率。”

煙草稅并不等于我國軍費支出

不可否認，煙草行業是我國重要的稅源，根據計算，2023年煙草財政總額占全國財政收入接近7%。

但一直以來網絡上流傳的“一包煙草半包稅，全國煙民養軍隊”的確實存在誤解和夸大。根據2024年最新數據，我國卷煙綜合稅負約占零售價格的51%，雖較2015年56%的峰值略有下降，仍維持著“半稅”格局。

然而，這51%的稅負并非單一稅種，而是由煙葉稅、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等構成的復合稅制。其中，生產環節的消費稅占比最高，達36%，成為調節煙草消費的核心工具。

2022年國家煙草專賣局公布的稅利總額達1.4萬億元，同年中國國防預算為1.45萬億元。表面看兩者數值接近，但煙草稅收需通過財政統籌分配，實際用于軍費的比例不足5%。這種謠言本質是將國家財政的復雜分配機制簡化為“煙民供養論”，既忽視了公共財政的統籌性質，也掩蓋了煙草稅收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投入。

此外，如果公眾將煙草行業視為“現金奶牛”，也忽略吸煙帶來的社會成本。世界衛生組織測算顯示，中國每年因煙草導致的直接醫療費用超過1000億元，間接經濟損失更高達3000億元。

而網絡上流傳很廣的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幽默調侃“我國的軍費煙民管了，不用大家麻煩了。”這句話正確的理解應該是，我國的軍費支出僅和我國煙草稅費持平，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很低。

煙草稅與控煙

此外，煙草稅作為一種重要的政策工具，不僅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更是控煙的關鍵手段。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第6條，提高煙草稅收和價格是減少煙草消費的有效措施。煙草制品的價格需求彈性表明，稅收的提高會導致價格上漲，從而降低消費者的購買意愿，減少煙草消費。此外，提高煙草稅還能增加政府收入，并在公共衛生方面帶來顯著的健康收益，形成“雙贏”甚至“三贏”的局面。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將煙草稅視為最有效的控煙措施之一。

自2005年中國簽署《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來，控煙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最新數據顯示，中國15歲及以上人群吸煙率已從2010年的28.1%降至2022年的24.1%，男性吸煙率從52.9%降至45.3%。

然而，盡管吸煙人群有所減少，但公共場合的控煙行動仍然任重道遠。

以上海為例，今年是《上海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實施15周年。然而據上海市2024年監測數據顯示，全市法定禁煙場所無煙具設置率（96.9%）與室內無煙環境達標率（99.8%）維持高位，市民政策支持度攀升至98.3%新高。但餐飲場所、娛樂場館等特定場景的違規吸煙率仍超10%，暴露出現行監管體系的薄弱環節。

2024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

然而，稅制調整可能對控煙工作帶來挑戰。如果煙草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至批發和銷售環節，地方政府可能會更傾向于增加卷煙銷售以獲取更多稅收，從而降低推動控煙和無煙立法的意愿。

鄭榕指出，這種稅制調整可能會干擾控煙和定價執行。資深控煙專家許桂華也強調，煙酒等特殊產品的消費稅收入不應歸地方所有，否則會刺激地方政府推動這些產品的消費。

控煙專家許桂華也認為，消費稅尤其是煙酒產品的消費稅收入決不能歸地方所有，因為一旦歸地方所有，必然會刺激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去刺激這些產品的消費。這兩種產品的稅收一定要由中央財政統一征收，否則是對消費稅的誤解，是把特種消費稅理解為對一般產品的消費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