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農商行上半年總資產突破1.26萬億元，營收同比增長15.48%，凈利潤增長3.61%。
文/每日財報 張恒
在今年開年伊始官宣換帥——“70后”關文杰擔任北京農商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半年之后，坐擁超1.2萬億資產的北京農商行于近日正式對外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業績報告。
在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等挑戰下，北京農商行上半年業績表現確實尚可，總資產較上年末增長250.94億元，達到了1.26萬億元，增幅為2.03%；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5.48%至90.5億元；利潤總額為49.76億元，同比增長了3.64%；凈利潤達到了42.09億元，同比增長了3.61%。
然而，可觀增長的背后，也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一是利息凈收入“原地踏步”，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承壓下行；二是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暴漲，疊加投資收益拉升，這才推動了該行上半年營業收入的增長。
上半年業績喜憂參半，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暴漲353.09%
《每日財報》在研究完北京農商行2024年上半年各項財務指標數據之后，其業績表現或也只能用喜憂參半來形容。
喜的是，規模方面，繼2023年三季度末北京農商行資產規模站上1.2萬億元大關后，今年上半年末該行資產規模再做擴表，以1.26萬億元資產規模逼近1.3萬億元大關。此外，北京農商行2024年半年報數據顯示，報告期內該行存貸款規模再攀新高。其中，存款總額8228.27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05%；貸款總額4799.75億元，較上年末增長6.97%。
盈利方面，繼2023年末的營收（+0.23%）、凈利（+0.14%）低迷增速后，今年上半年北京農商行業績終于有所回暖，不僅實現營收與凈利“雙升”，而且這兩項核心指標的增速均突破了3%。
可以說，北京農商行在新任董事長關文杰掌舵后，所交出的第一份半年報“考卷”表現還算是不錯的。
然而，北京農商行營收凈利雙增的背后，作為銀行主要營收來源的利息凈收入并無明顯增長，非息收入中的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也出現了明顯下滑，業績增長主要靠投資收益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來拉動。而我們知道，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是一個不穩定項目，今年上半年卻暴增，是該行業績貢獻的“主力軍”，著實令人驚訝。
具體來看，首先是利息凈收入相關指標方面，報告期內北京農商行取得利息收入169億元，同比增長4.75%；利息支出 112.96億元，同比增長7.26%，增速為前者1.5倍，直接導致該行利息凈收入無明顯增長，與去年同期持平。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該行實現利息凈收入56.04億元，與2023年同期的56.03億元相差無幾。
事實上，北京農商行利息凈收入陷入增長瓶頸也早有預兆。2018年-2023年，北京農商行的利息凈收入分別為175.83億元、166.19億元、140.52億元、134.33億元、122.56億元和116.57億元。可以看到，從2019年開始，該行利息凈收入連續五年下滑，到2023年已經跌至不足2018年的七成。
與此同時，這一期間該行利息凈收入所占總營收的比重分別為89.74%、88.3%、84.9%、81%、80.31%、76.21%，2024年上半年的占比則進一步降到61.92%。雖然利息凈收入對北京農商行的營收增長貢獻度在降低，但仍占有重要地位，這樣的營收結構對于公司的長期盈利增長不利。
利息凈收入逐年承壓下行，也意味著在銀行傳統的存貸主業上，北京農商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可能亟待加強，值得該行持續關注。
再就是中間業務方面，2024年上半年，北京農商行的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為5.89億元，同比下降4.07%，營收占比僅為6.51%。而且近幾年該行的中間業務凈收入并不穩定，比如2023年末該行發行理財業務收入同比下降27.34%；銀行卡手續費收入同比大幅縮減49.02%。
利息凈收入和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雙雙出現了失利，這對該行整體營收增長造成很大壓力，而我們細看科目卻不難發現，今年上半年北京農商行營收端卻并沒有被拖累，主要是源于投資收益和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科目所作出的貢獻。而如果剔除掉這兩個指標，北京農商行的營業收入是否還能實現正增長，便需要打上一個問號。
財報數據顯示，上半年北京農商行實現投資收益24.22億元，同比增長72.24%；實現公允價值變動收益3.67億元，同比暴漲353.09%，兩項收入合計占總營收比例高達30.82%，相比去年同期直接多賺了13.02億元。
不過，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只是投資時的紙面“浮盈”，一般是企業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資產隨市場價格波動導致的價值變化所產生的收益，但并非真正意義上“落袋為安”的投資收益，只有等真正賣出后才算是自己的，否則，在沒有被實際出售之前就會存在一定的風險?。也就是說，這一變量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此外，投資收益和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的合計占比遠超過了手續費及傭金收入，也表明北京農商行在銀行卡交易、理財代銷上相對較弱，更多是依賴資產做投資。
加大計提信用減值損失，資本充足水平明顯滑坡
解構完北京農商行的營收端情況，我們再來看該行的成本支出端、資本充裕度和資產質量情況。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北京農商行總計營業支出40.81億元，同比增長了34.24%。其中，稅金及附加支出1.29億元，同比增長13.16%；占據大頭的業務及管理費支出達到了33.5億元，同比增長14.92%。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北京農商行還加大了對信用減值損失的計提力度，總共計提了6億元，而這一數值在2023年同期才為0.1億元，計提力度不可謂不大，也直接促使報告期內該行營業支出成本的增長，從而進一步侵蝕了利潤端，給盈利增長帶來一定壓力。
我們知道，信用減值損失的增加，是反映出銀行為應對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加大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這可能意味著北京農商行對于未來自身可能發生的信用風險問題擔憂加劇，以及對自身資產所產生的風險認識要更加謹慎，期望通過加大計提力度來進一步提高對不良資產的處置能力，應對可能發生的一切風險。
以目前該行資產質量和資本充足狀況來看，也印證了這一猜想。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北京農商行撥備覆蓋率為305.51%，較年初增加了30.19個百分點，安全墊增厚。
不過，該行資本充足水平卻有所下降，報告期內資本充足率為13.69%，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1.21%，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也為11.21%，杠桿率為6.54%，這些指標均符合監管要求。但與年初相比，其資本、核心、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對應下降了0.35、0.24、0.24個百分點。
籌備13年，IPO何時迎來“新曙光”？
在經營業績背后，市場則更為關心北京農商行一直以來的IPO進展情況，要知道作為首家省級股份制農商行，北京農商行卻在向IPO發起沖擊道路上逐漸掉隊，成為四家萬億農商行中至今唯一一家還未上市的農商行。
實際上，北京農商行的IPO籌備較早，推進卻異常緩慢，可謂“起了大早趕了晚集”。
早在2011年12月，該行就提出成立IPO領導小組和工作組，次年又提出要將IPO作為主線工作。直到2018年9月，該行才接受兩家券商中信建投和中金公司的上市輔導工作，上市進程終于向前邁出一步。2019年年報中，北京農商行還表示全面完成了股權確權、資產確權、公司治理制度體系建設等IPO主體工作。
但直到現在，該行IPO仍在輔導期，沒有取得其他實質性進展，就連每年舉辦的股東大會上，北京農商行均審議通過了關于延長上市的議案。
在這13年里，北京農商行已更換過三次一把手。2013年，原董事長喬瑞辭任，由王金山接棒，后者擔任該行董事長長達十年。2022年隨著王金山的退休離任，原北京農商行行長付東升就升任成為了新董事長，其任職資格在2023年4月獲得監管批復。但出生于1963年的付東升，與王金山一樣也面臨“到齡退休”的情況，并正式于今年1月份退休掛帥離去。
如今，第三次更換董事長的北京農商行，隨著今年6月18日新掌舵者關文杰出任董事長一職正式獲批落定，也讓業內外對其能否推動北京農商行IPO再進一步，充滿了期待和想象。
而此前就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股東結構不穩或是成為阻礙北京農商行IPO順利推進的“攔路虎”。
公開資料顯示，北京農商行的股權結構一直較為分散，截至2024年6月末，北京農商行股東數為27811戶，持股121.48億股。其中，法人股東戶數較年初減少了6戶，總計為288戶，持股比例為77.38%；自然人股東數較年初增長了3戶，達到了27523戶，持股比例增至22.62%。受此影響下，報告期內北京農商行總股東數減少了3戶。
此外，該行的前十大股東中，持股超過5%的只有5戶。分別為北京金控集團（9.9996%）、北京國有資產公司（9.97%）、北京首農食品集團（9.84%）、北京基礎設施投資公司（8.72%）以及北京國有資本運營公司（8.4%）。
而對比2018年該行前十大股東名單，不難發現目前北京農商行原始股東已經有一半以上發生了變更，可見近年來該行股權轉讓之頻繁。
北京農商行最近一次股權變更要追溯到去年10月份，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北京二十一世紀奧亞德經貿有限公司所持該行7796.62萬股份依法進行拍賣，最終由北京農商行第五大股東北京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競得。隨后在2023年11月8日，雙方完成股權變更，由此，北京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持股比例從原來的7.75%增加至8.4%。
眾所周知，股權質押轉讓對銀行業務的短期影響不大，但一旦頻繁發生股權變更，會打破原有相對平穩的股權結構，不利于銀行治理的穩定。
綜上所言，面對業績增長結構待完善的現狀，以及仍未圓夢的13年IPO之旅，留給北京農商行新“一把手”關文杰待解決的問題依舊還有很多。
